aspgh 实施财税政策应该考虑的具体着力点 结合武汉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具体实践，建议在以下五个方面重点考虑配套使用财税政策： 1、发展循环经济方面。
这个价格最终是反映不到CPI中的。日本也不会因此导致出现二十年经济低迷的现象
第二，在我们的体制中很多机制还不健全，市场稳定性还需加强，所以现阶段还需要努力完善体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对需求方和供给方同时进行体制革新。虽然资源价格上涨，但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才能使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消化掉成本上涨的因素。在中国粮食价格这么低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是很容易。在新一轮繁荣期到来之前，我们要更多地思考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从政策上调节，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以使中国经济能够再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增长。由此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回顾一下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即在经济的高峰期和低谷期、繁荣期和衰退期都要有所作为，政府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稳定，这个稳定靠的是在繁荣期和衰退期都采取逆风调整的政策。
这些政策的作用当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当时经济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走。历史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高额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繁荣期忽视了监管。第一，决策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描述经常发生变化。
坏处是专业性差、时效性低，这容易模糊政策信号，同时降低政策效果。无怪乎最近周小川行长在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再次确认实践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高增长、低通胀、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不过，既然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追求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自然有其道理。不过，货币政策过度扩张的后果已日益显现，更加值得关注。
币值稳定应该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国内价格稳定（对内币值），二是汇率水平稳定（对外币值）。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存在不确定因素，但保八应该颇有把握。
流动性与利率其实只是互为替代品，最终起约束作用的只能是其中之一。这些模糊、甚至矛盾的政策信号，显然令投资者无所适从，资本市场并因此发生了大幅度的波动。但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比，还相去甚远。1995年立法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新的表述更接近于市场经济的需要。
简而言之，过剩流动性、出口、房价和股价上升1个百分点，将分别导致CPI增加0.36个、0.13个、0.22个和0.04个百分点。决策者的迟疑，可能反映了他们对增长还是有所担忧，或者不愿为控制通胀而影响增长。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已经近10万亿元，2010年1月新增贷款又超过1.3万亿元。二是加速实现政策工具由行政手段向传统的利率和汇率工具转型。
直接调控流动性的好处是见效快，但很难做到精确。改革初期，货币政策的目标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目标，兼顾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和国际收支。
如果试图以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四个政策目标，其实无解，更何况政府还往往主动放弃对汇率工具的运用。2003年该法修订时，再次保留了这一表述。
尽管央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可就汇率作出决定，但因重要决定需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央行实际上却只能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提出建议而非制定。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2010年将是扩张型政策的退出年。不过，我们的官员可能对汇率稳定的概念存在误解，过分强调保持汇率的稳定。这也可能是决策者不愿把政策意向表述得非常清晰的原因之一。中国货币政策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央银行不是最终决策者，最终决策权在国务院。但这样的迟疑可能酿成重大风险，1988年和1994年的高通胀就是前车之鉴。
这些做法的后果往往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当然，是否需要对独立的央行加强监控，是一个新的课题。
比较而言，中国人民银行的任务似乎要简单一些。更大的问题在于货币政策框架本身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包括目标不清楚、手段不成熟和职责不明确等。
第二，往往更多地依赖窗口指导和信贷控制等非常规政策手段，而不是常规的利率和汇率工具。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的历史表明，央行真正能够有能力追求的，其实就是币值稳定，而这个稳定则同时包括国内价格和国际汇率两个方面。
过去30年间，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描述出现了一些反复。但今年这一局面已经开始改变，出口应该会恢复正增长，房价和股价也可能上扬最近，我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澄清我这些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这是我假设可达的终止状态的下限。
再假设一个大致合理的终止状态，可再得到一条预期演化路径。这样的反演预测，不同于常见于大众媒体的任何预测。
这样，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劳动工资的超常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导向的投资策略，成为补偿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超常老龄化的必要政策。任何一个经济的长期变量（短期而言可视为 参量），必须包括人口要素（劳动和基于幸福感的个人偏好以及基于各种伦理原则的社会偏好）、自然资源（以改善人类生存及其环境为目标的生产资料及其存量）和知识存量（理论的和实践的）。
但是在2014年至2050年期间，人口红利转为老龄化负担，将每年拖低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5%，连续36年。这就意味着中国-日本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之差是6.5%或更高（若要达到上限的话）。
并且，宪法和中央政府应维护和鼓励公民在全国范围的迁移自由。现实是怎样的呢？2006年中国人均收入是日本的大约三十分之一，这是我的反演预测的初始状态。（3）生育率反比于知识存量，死亡率和人口素质（例如单位劳动力的知识含量）正比于知识存量。若不如此，则我们的计算意味着，中国人均收入将永远无法达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改革卫生部为国民健康保障委员会，推行医院属地化运动（即各医院只向本地民主选举的医监负责，预算由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制定）。我的政策建议是：（1）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家庭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孩子若考取重点高中或大学，由政府补贴乃至完全免费教育。
熟悉斯蒂格利茨次优定理的读者知道，与一套不存在任何政策干预的自由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优方案相比，哪怕只存在一项干预性的政策，那么，新的最优方案（所谓次优）通常要求有更多的干预性政策来补偿第一项政策的效应。（3）改革教育部为基础教育委员会，推行大学属地化运动（即各大学只向所属各省民主选举的教育总监负责，经费预算由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制定），在民政部增设高等教育助学司。
南方周末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计划生育 。（2）低收入家庭接受了大学以上教育的成员享受高于各种全民保障的社会保障服务和额外生育补贴。
